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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门霍夫

张呜与世界语
              


柴门霍夫
 

    世界语作者路多维格·拉沙尔·柴门霍夫〔Ludovik Lazaro Zamenlof18591215日生于波兰的比亚利托克城。父亲是该城的一名中学教师。
    早在柴门霍夫的童年时代,国际语理想就在他头脑里产生了,他为这一理想献出了毕生的心血。正如他本人在致波洛夫克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所说:“在比亚利斯托克,居民由四种不同的成分构成:


俄罗斯人、波兰人,日尔曼人和犹太人。每种人都讲着各自的语言,相互关系不友好。在这样的城里,具有敏感天性的人更易感受到语言的隔阂带来的极大不幸,每到一处他都会得出结论,语言的分歧是使人类大家庭破裂、分化成敌对阵营的唯一原因,或至少是主要原因。是大家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大家教我认识到所有的人都是亲兄弟。然而,在大街上,在庭院里,到处都让我感到,真正含义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俄罗斯人、波兰人、日尔曼人,犹太人等等。这种认识时时刻刻强烈地折磨着我那颗童心,虽然许多人大概对这种小孩子的‘为世界而痛苦’会付之一芙。因为,当时在我看来,'大人们'才拥有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所以我反复对自己说,待我长大成人,就一定要消除这一灾难 ”。
    他早已认定,要达到这一目的,古代和现代的语言都是不适用的。于是,他开始朦朦胧胧地憧憬着用一种新的人造的语言。后来,他进了华沙一所第一流的中学,其间对这种语言进行了各种尝试,臆造出了大量复杂的名词变格和动词变位等形式。“人类语言的语法形式多得漫无边际,大部头的词典,包罗成千上万的词汇,这些东西把我给吓住了。面对这样一部复杂而庞大的机器,我不只一次地告诫自己:丢掉这些幻想吧!这件工作是人力所不及的。”
    但是,当他学习了语法结构简单的英语(在学习德语,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之后),注意到俄语后缀的作用之后,他的语法系统和那庞然大物般的词典在眼前骤然开始缩小了。他兴高采烈地叫了起来:“问题解决啦!”
    1878年这门语言基本上准备就绪,尽管当时的‘通用语(lingwe uniwer ala)’和今天的世界语( Esperanto)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将此事告诉了我的同伴们(我当时读中学八年级)。1878125日我们大家一起庄严地举行了这种语言的诞生仪式,仪式上就讲这种新的语言。我们满怀激情唱起了颂歌,歌词的开头一段是这样的:
    Malamikete de las nacjes
    Kado', kad', jam temp', esta' !
    La tot' homoze in familje
    Konunigare so deba'

    (快消失,消失吧,各民族间的仇恨!
    现在已经是时候。
    全人类要团结一致,
    友爱和睦亲如一家人。)”
    但柴氏年纪尚轻,还不能公布他的著作。不久之后他中学毕业,又先后在莫斯科和华沙学医。中学时代的伙伴们不久也撇开了这个“乌托邦”。父亲为儿子的健康担扰,他要儿子亲口许诺:在大学念书期间将不再干这件事。
    1885年,他读完了大学。取得了文凭并开业行医。这时他又考虑到要将这门语言公诸于众,这期间他曾对它反复加工,不断完善,他用新语言翻译和写作了大量作品使之应用于实际需要;“广泛的试验表明,理论上看来完全站得住脚的东西,实践中还不成熟。我还得大量地削删,替换,修改,甚至从根本上进行改造。在理论上孤立的和短时间的试验使一切都显得那么完好,而词汇与形式,原则与要求却又相互排斥、互相矛盾着。如通用介词 je, 用法灵活的动词meti; 中性的、用法确定的结尾au1.gif (46 bytes)之类的东西,如果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钻进我头脑中来的。我原认为是宝贝东西的几种,形式在实际应用中却成了不必要的累赘。譬如说,我就这样舍去了几个不需要的后缀。”最后,“念起来就流畅了,跟有生命力的父母语一样灵便、优雅和自如了。”
    有两年的时间他都在为自己那本新语言的小册子徒劳往返地寻求出版商。最后,在18877月,在他未来的岳父好心的帮助下,他才自己出版了这本书: Dro Esperantolingvo internacialaAntau1.gif (46 bytes)parolo kaj plena lernolibro.先是用俄语随后不久又用波兰语、法语、德语和英语出版。“在此之前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不安,我感到我是处于应做出断然决定的时刻,从我的小册子将出版的那天起,我就将没有开倒车的可能了。我知道什么样的命运正等待着一个其生涯取决于公众的医生,如果他们将他看成一个头脑疯颠。不务正业的家伙的话。我觉得我是在把和我家庭未来的全部安宁与生计押在这张牌上。但是我不能放弃已钻入了我的身体内和血液中的理想啊!我终于破釜沉舟了”。
    这期间他还写过一首美妙的诗:
    Ho, mia kor', ne batu maltrankvile,
    EI mia brusto nun ne saltu for !
    Jam teni min ne povas mi facile,
    Ho, mia kor

    Ho, mia korPost longa laborado
    u mi ne venkos en decida hor'
    Sufietrankviliu de l' batado
    Ho, mia kor'
    (啊,我的心,别惴惴跳动,
    千万不要从我胸中跳出!
    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呀,
   啊,我的心!
   啊,我的心!在长久的努力后,
  难道我不能在决定的时刻成功! 
    好了吧!请静一静, 
    啊,我的心!)
    柴氏不仅把世界语看作一种技术性的语言工具,而且从一开始他就把世界语与各国人民之间相互友好、和平共处的理想联系起来,这就是他后来发展为一整套人类主义的所有内在思想。对于他来说,正是这内在思想才最为重要,才正是他努力奋斗的主要目的,而语言本身却不是。在日内瓦第二届世界语大会(1906年)上他在开幕词中雄辩地阐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世界语战士主动给予广阔的世界以一种只从实用方面来看待世界语,并只为自己的利益而使用它,自然这并不是给予任何人一种要求我们所有的人把世界语只看作一种实用的东西。我们大概不会讨得那些把世界语只用于对自己实用的事情上的人们欢心,出于这样的担心,我们就不得不从自己的心里去掉世界语主义中最重要、最神圣的那一部分,即世界语事业的主要自标是永远指引着每个世界语战士前进的北斗星。哦不,不,决不能这样!我们绝不随意放弃这种要求。倘若人们要迫使我们第一代世界语战士在行动中回避一切理想的东西,我们将会愤怒地将我们过去为世界语写作的一切撕个粉碎,烧得精光,我们会痛苦将我们毕生从事的工作和事业毁弃,我们将把戴在胸前的绿星抛到九霄云外,我们还会深恶痛绝地叫道:与这种只为商业和实用目的效劳的世界语,我们不共戴天!”
    “有朝一日,当世界语成为全人类的财产,并失去其理想的性质时,那时,它将仅仅是作为一门语言,人们已无须为此斗争,只是从中获利了。然而在今天,几乎所有的世界语者还都不是获利者,而只是战斗者。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促使我们为世界语而工作的,不是其实用性,而是国际语本身所包含的神圣、伟大而庄严的理想。这一理想-一大家都能充分地感受到--就是所有民族之间的友好和公正。从界语诞生的那个时刻起到现在,这理想都一直伴随着它;当世界语作者还是个小小的孩童时,这理想就激励着他……。”
   “如果我情愿在巨大的痛苦和牺牲中,而且不为自己留下一点著作者的权力-一难道我这样做是为了某种实利吗?如果第一代世界语者不仅耐心地忍受了接连不断的讥嘲,而且还作出了很大的牲牺,譬如一位清贫的女教师,她长时经受着饥饿之苦,只为了能省出一点钱来宣传世界语-一难道他们大家这样做是为了某种实利吗?如果常常有人在要离别人间之际,写信对我说,世界语是他们生命行将结束的唯一慰籍-一难道他们这时考虑的是某种实利吗?哦不,不是的!每个人一心想到的只是蕴含在世界语主义中的内在理想;每个人都喜欢世界语,不是由于它使人们的身体相互靠近,甚至也不是由于使人们的头脑接近,正只是由于它使人们的心贴近了。”
    在帕利佛(E. Privat)博士那本胶炙人口的书中这样描写了柴门霍夫博士(1605年在布伦第一届世界语大会开幕式上):“这时,敬爱的大师随着主席团走上了主席台。他个头不高,生性怯众,心情很激动,他的前额宽宽的,戴着一付圆边眼镜,胡子有些灰白了。立时,手臂、帽子、手绢在空中挥动飞舞起来,欢呼声长达半小时之久。市长致词后,柴门霍夫站起身来,此刻热情的到会者向他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他是一性位性格非常谦逊的人,所以他并不喜欢世界语界誉称他“大师”的称号,而且从不在世运中接受一官半职。
    各国人民之间友好与平等就是他生活的目的。但在其博爱的一生中最后的岁月里,无情的命运却要他亲眼目睹了人民之间最可怕的互相残杀,这就是那场载入史册的血腥的世界大战。他生命之火在隆隆炮声中绝望地熄灭了。1917414日他逝世于华沙。弥留之际,陪伴他的只有几位波兰和一位德国的世界语者,以及一些他作眼科医生经常免费帮助照顾过的人。因战事,边境已经关闭,外国同志无法进入波兰境内。
              (参考文献: Dro Edmond Privat; Vivo de zamenh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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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与世界语

房建昌


    1922年12月1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全国世界语联合大会,会上通过的议案之一是筹办世界语专门学校。翌年,由北大筹办负责的世界语专门学校在北京西城孟端学校内正式成立,蔡元培兼任校长,校董有蔡元培、鲁迅、张季鸾、爱罗先珂等。同年秋,17岁的福建漳浦人张呜从家乡入该校上学,成为首届学生之一。张呜生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2日,为漳浦望族,字惊声,这是他首次来北京,从此,他短暂的一生与世界语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呜是个语言天才,几年以后,人们发现他不仅精通世界语,还业余致力于世界语的传播,主要是业余办班及成立组织,他还通英、日语,可以会话及翻译,他的日语连日本人都认为好。
    1925年4月2日,张呜离京南下。为了推广世界语,他组织了世界语研究会远东社,有专门的社旗,方旗中上为绿星,下为该组织的三个字母缩写ESS。他通过远东社联络有志于世界语的热血青年,推行反蒋的政治主张。所到之处,他积极成立远东社分社,如一九二六年在新加坡咪哩地方成立咪哩远东分社。
    他是此年6月27日乘船抵达新加坡的,不久,当地《新国民日报》招考记者,张呜应聘,每月薪水150元。11月,该报介绍他在咪哩的民国华侨小学校任教,遂在校傍设该分社,教华侨青年世界语。1927年正月29日,该分社四位社友青年与他合影留念送别。因为张呜辞去了教职回大陆。
     在《新国民日报》,他办起了“世界语专号”, 1927年2月17日该报的该专号发表了他译成中文的诗歌。同年,他来到汕头,又在此教当地青年世界语,还成立了汕头远东分社,给当时落后的岭东文化,注入了一股新鲜与刺激,使这些青年心怀感激。此年11月,张鸣离开汕头去厦门。
    1937年,他在上海召集志同道合的世界语青年,成立了中国复兴社,自任社长。翌年五月,他来到厦门,扩展该社。尔后,他致力于该社的整顿与强化。1939年4月29日,社报创刊。5月,该社改称党,社报也改名为《党务公报》。张呜作为中国复兴党总裁,是以反蒋为该党宗旨的。
    但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于1925年上半年的闭校,却与张呜有着极大的关系。张呜入学后,就与世界语的积极倡导者、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关系密切。景氏时任副校长,权力较大。该校学生激进,引起了负责教务的陈昆山的不满,他认为学生要专心学业,不要空谈主义,加上他性格倔强,终于激成了学生的罢课。学生们推出了21名代表,张呜为其中之一。张呜在代表会议上反对罢课,认为牺牲学业是愚蠢的,只要能驱陈就可以了。但他的意见未被认可,结果他退出了代表圈。罢课当然未能达到驱陈的目的,结果在仅有三百多学生中,竞有约二百人退校,使学校元气大伤,校长蔡元培和教师负责人马叙伦也引咎自责。但事情并未了结。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任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在北京发动政变,胡景翼任副司令和第二军军长。不久,张呜见胡氏,胡言他交给陈昆山三千元,用于该校经费。张呜认为是陈氏隐吞了,遂纠集学生,准备倒陈。
    第二天一早,他身藏隐刀手杖,去上陈氏的课,坐在最后。陈氏未有知情,上完课后正要离去,忽然听到一声怒吼:“站住!”陈氏大吃一惊,他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特别是在学生们面前。张呜又声色俱厉地斥问:“胡景翼给的学校经费三千元哪去了?!”陈氏已与学生们有过一场较量,但这么无理的场面却是首次遇到,他强忍着回答:“学生对学校的经营管理没有质问权。”这时他发现,已有约百名学生围了过来,其中有退校的学生,他知道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围攻,于是他变得强硬了:“好啊!你们又要闹事!”。
    张呜这时从背后拢出了隐刀手权,这时同学王锡周连忙插身俩人之间:“这也不是个人的事,还是找个地方谈谈吧。”在教务室,俩人竟大打出手,陈氏当然不是对手,他逃了出去叫来了警察。此事闹到了地方法院,但张呜身上有些伤,陈氏没有,法院送让张呜回去,扣留了陈氏。张呜一出来,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景副校长连忙交了保释金,将陈氏接回了陈氏在校内的宿舍。
    陈氏大丢面子,气得扬言要用手枪毙了张呜,张呜一伙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攻入陈氏宿舍,将陈氏光着身子扔出了学校,然后学生们将学校前后门紧锁。这时警方闻报有土匪占领了学校,遂全副武装包围了学校。知道是学生闹事,未当作大事,只是责令开门。学生们要求拿教育部的命令来,这当然是无理取闹。警方要强行闯入,学生们遂找了个台阶,要求有校长令,于是景副校长的长子景崇文赶来,代表父亲叫开了门。学潮平息了,陈昆山也没面子待在学校了。这就是这场学潮的大致经过。
    1937年初,张呜被判处死刑,关在绥远傅作义狱中,他在《绥远日报》任社长的同学王锡周极力营救,通知了张呜任国民党立法院长的岳父居正,才放了出来。
抗战胜利时,张呜住在上海,解放前夕去台湾,但马上发现患肿瘤,由居正用飞机带回大陆医治。1951年3月,张呜因肿瘤死于他在日本东京蒲田区的家中,时年45岁。
    张呜一生热衷政治,他将世界语与政治结社相连接,创立了这样的世界语研究会远东社及后来的变体复兴社和复兴党,在中国是个独特的现象。其夫人因怀孕失败,割除子宫,故无后。他过继了其弟一子,夫人过继了姐姐一子,一在台湾,一在美国,均无继其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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